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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推荐文章】《髻》 琦君  

2014-05-26 08:30:52|  分类: 推荐文章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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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年轻的时候,一把青丝梳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,白天盘成了一个螺丝似的尖髻儿,高高地翘起在后脑,晚上就放下来挂在背后。我睡觉时挨着母亲的肩膀,手指头绕着她的长发梢玩儿,双妹牌生发油的香气混着油垢味直薰我的鼻子。有点儿难闻,却有一份母亲陪伴着我的安全感,我就呼呼地睡着了。
  每年的七月初七,母亲才痛痛快快地洗一次头。乡下人的规矩,平常日子可不能洗头。如洗了头,脏水流到阴间,阎王要把它储存起来,等你死以后去喝,只有七月初七洗的头,脏水才流向东海去。所以一到七月七,家家户户的女人都要有一大半天披头散发。有的女人披着头发美得跟葡萄仙子一样,有的却像丑八怪。比如我的五叔婆吧,她既矮小又干瘪,头发掉了一大半,却用墨炭划出一个四四方方的额角,又把树皮似的头顶全抹黑了。洗过头以后,墨炭全没有了,亮着半个光秃秃的头顶,只剩后脑勺一小撮头发,飘在背上,在厨房里摇来晃去帮我母亲做饭,我连看都不敢冲她看一眼。可是母亲乌油油的柔发却像一匹缎子似的垂在肩头,微风吹来,一绺绺的短发不时拂着她白嫩的面颊。她眯起眼睛,用手背拢一下,一会儿又飘过来了。她是近视眼,眯缝眼儿的时候格外的俏丽。我心里在想,如果爸爸在家,看见妈妈这一头乌亮的好发,一定会上街买一对亮晶晶的水钻发夹给她,要她戴上。妈妈一定是戴上了一会儿就不好意思地摘下来。那么这一对水钻夹子,不久就会变成我扮新娘的“头面”了。
  父亲不久回来了,没有买水钻发夹,却带回一位姨娘。她的皮肤好细好白,一头如云的柔鬓比母亲的还要乌,还要亮。
  两鬓像蝉翼似的遮住一半耳朵,梳向后面,挽一个大大的横爱司髻,像一只大蝙蝠扑盖着她后半个头。她送母亲一对翡翠耳环。母亲只把它收在抽屉里从来不戴,也不让我玩,我想大概是她舍不得戴吧。
  我们全家搬到杭州以后,母亲不必忙厨房,而且许多时候,父亲要她出来招呼客人,她那尖尖的螺丝髻儿实在不像样,所以父亲一定要她改梳一个式样。母亲就请她的朋友张伯母给她梳了个鲍鱼头。在当时,鲍鱼头是老太太梳的,母亲才过三十岁,却要打扮成老太太,姨娘看了只是抿嘴儿笑,父亲就直皱眉头。我悄悄地问她:“妈,你为什么不也梳个横爱司髻,戴上姨娘送你的翡翠耳环呢?”母亲沉着脸说:“你妈是乡下人,那儿配梳那种摩登的头,戴那讲究的耳环呢?”
  姨娘洗头从不拣七月初七。一个月里都洗好多次头。洗完后,一个丫头在旁边用一把粉红色大羽毛扇轻轻地扇着,轻柔的发丝飘散开来,飘得人起一股软绵绵的感觉。父亲坐在紫檀木棍床上,端着水烟筒噗噗地抽着,不时偏过头来看她,眼神里全是笑。姨娘抹上三花牌发油,香风四溢,然后坐正身子,对着镜子盘上一个油光闪亮的爱司髻,我站在边上都看呆了。姨娘递给我一瓶三花牌发油,叫我拿给母亲,母亲却把它高高搁在橱背上,说:“这种新式的头油,我闻了就泛胃。”
  母亲不能常常麻烦张伯母,自己梳出来的鲍鱼头紧绷绷的,跟原先的螺丝髻相差有限,别说父亲,连我看了都不顺眼。那时姨娘已请了个包梳头刘嫂。刘嫂头上插一根大红签子,一双大脚鸭子,托着个又矮又胖的身体,走起路来气喘呼呼的。她每天早上十点钟来,给姨娘梳各式各样的头,什么凤凰髻、羽扇髻、同心髻、燕尾髻,常常换样子,衬托着姨娘细洁的肌肤,嬝嬝婷婷的水蛇腰儿,越发引得父亲笑眯了眼。刘嫂劝母亲说:“大太太,你也梳个时髦点的式样嘛。 ”
  母亲摇摇头,响也不响,她噘起厚嘴唇走了。母亲不久也由张伯母介绍了一个包梳头陈嫂。她年纪比刘嫂大,一张黄黄的大扁脸,嘴里两颗闪亮的金牙老露在外面,一看就是个爱说话的女人。她一边梳一边叽哩呱啦地从赵老太爷的大少奶奶,说到李参谋长的三姨太,母亲像个闷葫芦似的一句也不搭腔,我却听得津津有味。有时刘嫂与陈嫂一起来了,母亲和姨娘就在廊前背对着背同时梳头。只听姨娘和刘嫂有说有笑,这边母亲只是闭目养神。陈嫂越梳越没劲儿,不久就辞工不来了,我还清清楚楚地听见她对刘嫂说:“这么老古董的乡下太太,梳什么包梳头呢?”我都气哭了,可是不敢告诉母亲。
  从那以后,我就垫着矮凳替母亲梳头,梳那最简单的鲍鱼头。我点起脚尖,从镜子里望着母亲。她的脸容已不像在乡下厨房里忙来忙去时那么丰润亮丽了,她的眼睛停在镜子里,望着自己出神,不再是眯缝眼儿的笑了。我手中捏着母亲的头发,一绺绺地梳理,可是我已懂得,一把小小黄杨木梳,再也理不清母亲心中的愁绪。因为在走廊的那一边,不时飘来父亲和姨娘琅琅的笑语声。
  我长大出外读书以后,寒暑假回家,偶然给母亲梳头,头发捏在手心,总觉得愈来愈少。想起幼年时,每年七月初七看母亲乌亮的柔发飘在两肩,她脸上快乐的神情,心里不禁一阵阵酸楚。母亲见我回来,愁苦的脸上却不时展开笑容。无论如何,母女相依的时光总是最最幸福的。
  在上海求学时,母亲来信说她患了风湿病,手膀抬不起来,连最简单的缧丝髻儿都盘不成样,只好把稀稀疏疏的几根短发剪去了。我捧着信,坐在寄宿舍窗口凄淡的月光里,寂寞地掉着眼泪。深秋的夜风吹来,我有点冷,披上母亲为我织的软软的毛衣,浑身又暖和起来。可是母亲老了,我却不能随侍在她身边,她剪去了稀疏的短发,又何尝剪去满怀的愁绪呢!
  不久,姨娘因事来上海,带来母亲的照片。三年不见,母亲已白发如银。我呆呆地凝视着照片,满腔心事,却无法向眼前的姨娘倾诉。她似乎很体谅我思母之情,絮絮叨叨地和我谈着母亲的近况。说母亲心脏不太好,又有风湿病。所以体力已不大如前。我低头默默地听着,想想她就是使我母亲一生郁郁不乐的人,可是我已经一点都不恨她了。因为自从父亲去世以后,母亲和姨娘反而成了患难相依的伴侣,母亲早已不恨她了。我再仔细看看她,她穿着灰布棉袍,鬓边戴着一朵白花,颈后垂着的再不是当年多彩多姿的凤凰髻或同心髻,而是一条简简单单的香蕉卷,她脸上脂粉不施,显得十分哀戚,我对她不禁起了无限怜悯。因为她不像我母亲是个自甘淡泊的女性,她随着父亲享受了近二十多年的富贵荣华,一朝失去了依傍,她的空虚落寞之感,将更甚于我母亲吧。
  来台湾以后,姨娘已成了我唯一的亲人,我们住在一起有好几年。在日式房屋的长廊里,我看她坐在玻璃窗边梳头,她不时用拳头捶着肩膀说:“手酸得很,真是老了。”老了,她也老了。当年如云的青丝,如今也渐渐落去,只剩了一小把,且已夹有丝丝白发。想起在杭州时,她和母亲背对着背梳头,彼此不交一语的仇视日子,转眼都成过去。人世间,什么是爱,什么是恨呢?母亲已去世多年,垂垂老去的姨娘,亦终归走向同一个渺茫不可知的方向,她现在的光阴,比谁都寂寞啊。
  我怔怔地望着她,想起她美丽的横爱司髻,我说:“让我来替你梳个新的式样吧。”她愀然一笑说:“我还要那样时髦干什么,那是你们年轻人的事了。”
  我能长久年轻吗?她说这话,一转眼又是十多年了。我也早已不年轻了。对于人世的爱、憎、贪、痴,已木然无动于衷。母亲去我日远,姨娘的骨灰也已寄存在寂寞的寺院中。
  这个世界,究竟有什么是永久的,又有什么是值得认真的呢?
                 (选自《红纱灯》,台湾三民出版社1969年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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